顾维钧走了。
我送他上了当天下午回武汉的船，再从武汉转火车去长沙。临别的时候，他握了握我的手，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
我等了。
等了整整一个月，没有信，没有电报，什么都没有。
我往他长沙的家里去过信，没有回音。往中央大学物理系去过信，系里说他请了长假，具T归期未定。我甚至托人去查长沙的报纸，看看有没有姓顾的人家的讣告——没有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至少说明他父亲还在。
可他不给我写信。
我开始胡思乱想。是不是他父亲病重，他分身乏术？是不是长沙到南京的信路不通了？还是——他根本不想写了？
就在这个时候，周明安来了南京。
他是坐汽车来的，一辆黑sE的福特，停在金陵nV大的门口，惹得门房老李伸长了脖子看了半天。他穿一件藏青sE呢子大衣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皮鞋能照见人影。他站在车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，像是在拍电影。
“沈小姐，”他微微欠身，嘴角带着笑，“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”
我看着他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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