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周先生客气了。”我说，声音淡得像白开水。
他约我去吃西餐，我推说功课忙。他说那就改日，我说改日也忙。他也不恼，只是笑了笑，把玫瑰递给我，说：“花总是可以收的吧？”
我收了。回来就cHa在寝室窗台上的搪瓷缸子里，同屋的林淑芬看见了，啧啧了两声，说：“碧秋，你命真好。周家在上海滩可是有头有脸的。”
“你要不要？拿去。”我说。
“人家送给你的，我拿什么。”淑芬白了我一眼，又凑过来压低声音，“你还想着那个教物理的？人都没影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翻了一页书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
周明安没有走。他在南京住了下来，说是替家里打理这边的生意。他隔三差五就到学校来找我，有时候带一盒巧克力，有时候带两张电影票。我拒绝的次数多了，自己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
淑芬说：“你到底在等什么？那个顾维钧，说不定已经在长沙另娶了。男人嘛，天南海北的，谁还记得谁。”
“他不是那样的人。”我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跟他相处过几天？见过几次面？通了几封信？”淑芬掰着指头算，“满打满算，半年不到。碧秋，你别傻了。”
我知道淑芬说得有道理。可道理是道理，心是心。道理管得住人的手脚，管不住人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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