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城那三个多月里悄然滋生的那些新鲜节奏和颜色，瞬间被清零，硬生生退回到了一个灰扑扑的初始版本。
我妈把县城里穿的那些裙子全压了箱底，重新套上了那件臃肿的紫红色大棉袄和一条肥大的黑心棉裤。
在县城里经常随意散在肩膀上的头发，又被一根两块钱十根的黑皮筋死死勒成了一个大马尾。
她脚上蹬着那双鞋底都快磨穿孔的灰色旧棉拖鞋，在厨房和客厅的水泥地上“踢踢踏踏”地踩得震天响，忙着跟我爸核对过年要买的年货单子。
她的声调和语速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无缝切换，彻底回到了镇上那套标配：大嗓门、连珠炮式的语速、恨不得把一句话掰成十句说的密集信息量，以及随时随地触发的抱怨和指令。
而我爸，则非常自觉地承担起了“人肉沙包”的功能，在所有这些高频输出的间隙里，极其吝啬地塞进几个单音节的回应。
林建国，我爸，三十九岁。镇政府办公室主任。
这头衔听着唬人，其实就是干了一辈子打杂熬出来的老黄牛。
在单位里，他是个八面玲珑、谁都不得罪的润滑剂；可一回到家，这套左右逢源的系统就像被拔了电源，彻底死机。
他身高一米七二，身板中等。
但这几年终究是没扛住岁月的杀猪刀，肚子比前几年明显圆了一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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