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寒夜之后，决心像一颗被冰水浸透的种子，沉甸甸地埋在心底最坚硬的冻土之下。
没有破土而出的急切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、缓慢的内化。
我更加沉默，也更加专注，但不是以前那种带着自毁倾向的、沉溺于痛苦和文字游戏的专注，而是一种目标明确的、机械般的推进。
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，每一篇需要背诵的文言文，每一个陌生的英语单词，都成了攀爬的工具，成了构建我未来“强大”的砖石。
我甚至开始有意识地一些超越课本的东西——经济类报刊的评论版，成功学书籍里关于人脉和资源的章节（尽管觉得其中大多空洞可笑），甚至偷偷浏览一些法律常识网站。
我知道这些粗浅的涉猎远远不够，但这是一个开始，一个信号：我要用自己的方式，去理解那个曾让她在街头狼狈呕吐的“成人世界”的运行规则。
杨俞似乎也恢复了表面的平静。
那晚的事，我们心照不宣地绝口不提。
第二天她请了病假，再回来时，脸色依旧有些苍白，但妆容整洁，衣着得体，讲课的声音平稳如常，只是眼底偶尔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看向我的眼神，在极其短暂的瞬间，会比以往更加复杂一些，混合着一丝难言的尴尬和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、微弱的感激。
但很快，那眼神又会恢复成一贯的、有距离的平静。
我们之间那堵冰墙，因为那瓶水和那个寒夜，似乎并没有融化，反而多了一层薄薄的、名为“心照不宣的难堪”的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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