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国柱他妈的，竟然同时养着两家人。而且看得出来，他对木匠那边，可能还更上心一点。
他家的新房早就建起来了，外墙贴了瓷砖，窗户装了铝合金，连家具都置办得差不多了；而我家的那栋，只是个冷冰冰的毛坯房，晒了两年，连个门都没有。
这事之后，我对黄国柱的那点感情——不管是恨里夹着的期待，还是血缘里残存的一丝幻想——都彻底没了。
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还傻乎乎地在市里上学、幻想着有个新家能住的时候，家里的情况早就进入了寒冬。
刚动工的时候，黄国柱信誓旦旦地说，年底回来结清工钱和材料尾款。可那年，他没回来；第二年，也没有。
那栋毛坯新房其实比我家那漏雨的土房子强多了，可我爷爷奶奶始终不敢住进去。
因为隔三岔五，就有讨债的人上门，坐在门口抽烟、唠叨、讽刺，坐半天不走。
他们不敢撕破脸——怕万一哪天黄国柱又风风光光地开着更好的车回来，像上次一样，给大家散一根芙蓉王，那时候“错”的人反倒成了他们。
但他们又不甘心，想拿回那本来是属于他们的钱，于是就这么拖着、耗着、熬着。
我爷奶怕我在学校分心，什么都没跟我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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